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0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数据显示，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依然位居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第一位，占比达28.1%。今年以来，该类问题也一直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突出表现。

　　据统计，截至9月27日，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通报曝光152起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有哪些特点？对下一步纠治“四风”有哪些启示？

　　节假日尤其春节、中秋假期问题易发多发

　　在违纪行为发生时间上，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日是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数量的“波峰”，发生在节假日期间的共77起，占比高达50.7%，其中，发生在春节、中秋假期的问题最多。这表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重要节点纠“四风”是以问题为导向、有的放矢的。

　　此外，利用生日寿宴、子女升学、亲属住院等时机收受礼品礼金的现象，同样屡见不鲜，占34.8%。而且，绝大多数违规操办婚丧喜庆问题都伴随着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行为。比如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竞成在操办家人丧事中，违规收受19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0.93万元。在业务审批、项目招投标、检查考核等工作开展期间，也有人伺机而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教育局学前教育工作站党支部书记柳仕春在对全区15所幼儿园办园水平等级进行评估认定过程中，违规收受参评幼儿园礼金。

　　值得注意的是，152起案例中共有108起存在多次收送礼问题，有的持续时间长达近十年，甚至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仍不知收敛。比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原房管局市场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冯宏武从2010年到2018年历年春节前，先后9次收取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拜年礼金共计6.6万元。

　　由此可见，“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防止反弹回潮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根治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突出问题不能松劲、歇脚，必须抓常抓细抓长。

　　礼品礼金绝大多数为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一把手收礼问题超半数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党员干部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不得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主要是指与执行公务相关联、与公正执行公务相冲突，既包括管理和服务对象所赠，也包括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所赠，还包括其工作业务范围内外商、私营企业主所赠，以及其他与行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所赠。在152起案例中，有97起为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占比63.8%。

　　从收的对象来看，在受到处理的公职人员中，属于所在地方、单位或部门一把手的占比超一半。比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原木兰镇宫王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光利多次违规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购物卡，宫王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均接受辖区内企业宴请并收受购物卡，共计接受宴请44人（次），收受购物卡总计价值人民币27000元。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关键在党委，要害在一把手。党委（党组）书记要以上率下领好班子，带好队伍，形成示范效应，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同时，手握审批权力的干部也容易成为围猎对象。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一项调研显示，一些村社干部和窗口服务单位干部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借机要人情、收好处，都是违规收送礼金行为的重要主体。

　　从名烟名酒到电子红包，收送形式日趋隐蔽

　　从礼品类型来看，既有米面茶油、月饼粽子等日常用品，也不乏名烟名酒、玉石字画等名贵特产、特殊资源。

　　2019年，全国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问题1872起，占问题总数的12.5%。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统计指标中原统计项“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更名为“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并细化为“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和“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两个统计子项，充分印证了推动解决利用名贵特产谋取私利问题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逃避监督，送礼收礼改头换面、花样翻新。比如，通过电子红包、电子礼品卡、提货券等收送礼品礼金；避开关键节点，错峰收送节礼；以办公用品等名义虚列开支套取费用送礼；通过网购、快递直接寄送礼品。收送形式也是五花八门、日趋隐蔽。有的打着“走亲访友”幌子送，有的找“推广土特产”借口送，有的以“劳动报酬”名义送……其手段不可谓不“创新”。

　　外在表现千变万化，问题实质都是通过“感情投资”来谋求好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从战战兢兢收受烟酒茶、小红包开始，到肆无忌惮收受贵重礼品、巨额礼金，最后滑入腐败堕落的深渊。对于这种“小恩小惠”，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严守公私界限，不该收的坚决不能收。

　　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防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突出问题发生，常抓不懈，久久为功。